《易经》
“易”为中国学术思想的根本。《易经》分好多支脉，其中“周易”影响最大，此外还有“归藏易”、“连山易”等等。近代有学者考证，儒家思想来自周易，道家思想来自归藏易，墨家思想来自连山易，而阴阳家、纵横家、法家、名家、兵家等思想，无不渊源于“易”。
《易经》堪称中国管理智慧的源头，其原理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凝聚着中国文化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和人生规律探索的经验成果。《易经》原理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易道管理的核心就是把对世界的认知和自身的价值，在实践操作的基础上密切结合起来，这种决策管理模式包含着许多具体的经营策略，涉及了预测、计划、决策、组织、沟通、变通、控制、用人原则等诸多现代管理学中所关注的问题。
儒家
儒家思想单从管理的角度进行概括就是“修己安人、举贤任能”。
修己安人与中庸思想 孔子认为领导人的思想道德素养是实现有效管理的关键。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的伦理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
孔子认为，管理者得到被管理者的信任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被管理者的信心的高低，对于管理工作的成败，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史记》中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就是这种以信立业思想的最好佐证。孔子这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对企业进行人本主义的伦理管理，其特点是企业管理工作以做好人的工作为核心，通过伦理规范和道德教化，培养人们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现企业和谐有序发展的目标。
孔子提倡在管理时对民众“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意即既要施惠于民，又不过度耗费；既要役使百姓，又不使产生抱怨；既有欲求，又不贪心；既庄重又不傲慢；既威严又不凶猛。刚柔相济、恩威并用，这就是“中庸”思想在管理中的体现。
举贤才与任而能信 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选拔正直的、有真才实学的人居于高位，则民众就会悦服，反之，则民众就不会悦服。这反映了孔子的任人惟贤的人才管理思想。 “任而能信”是孔子人才管理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对于考查合格已被任用的人，应在工作上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这是用好人才、发挥其才干的重要条件。孟子则以“选贤与能”与“任而能信”为推行仁政的组织保证，他认为，国君选用贤能的人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如果身边的人说贤能，不能相信；大夫们说贤能，也不能相信；全国的人都说贤能，并且考查之后发现他真的贤能，才可任用。身边的人说不行，不要听信；大夫们说不行，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不行，并且考查之后发现他真的不行，才可罢免。这样才能选用贤人，做好国君。
道家
老子的著作包含着高深的哲理和济世安民的智慧。如果对他的思想进行高度概括的话，就是“反者道之动”和“无为”。
反者道之动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原是“道”。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生活在地上受地的制约，所以要以地为法则；地在天下，受天的制约，所以要以天为法则；天地之间包括人在内的万物是受道的制约，所以天要以道为法则；“道”是先于天、地、人而生的一种独立不改、周行不殆的力量，这种力量受制于自然，所以“道”要以自然为法则。
大道运行的规律，即宇宙变化的法则是“反”。“反”字有三个意义，即相反相成、反向运动、循环往复。
无为 “道”以“朴”为心，“朴”的原义指树皮或未经加工的木材，喻一种原始状态。“朴”虽小于“道”，但却以“无”为心，即最无偏见的心、最纯朴的认识，那是天下不可臣服的东西，所以，圣人之治应采取“无为”的理念，以“为无为”的理念而达到“无不为”的效果。
法家
战国时期法家分为三派：以商鞅为代表的重法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的重术派；以慎到为代表的重势派。三派各有特点。
法、术、势 商鞅重“法”。他协助秦孝公在秦国进行了彻底的变法运动，使秦国富强起来，奠定了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基础。商鞅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因而圣明的君王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在他看来，只有法令昭彰，刑罚严格，才能稳定社会秩序使政策得以贯彻，达到“民安”、“国治”。他主张法令面前人人平等；申不害重“术”。即权术。申不害认为，君主必须执掌权术，以驾驭群臣。“术”的主要作用，在于辨别群臣的忠奸，考核其能力，衡量其功过，以加强法制和君主专制。慎到重“势”，即权势。他认为，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肖者，是因为“权轻”；不肖者之所以服于贤者，是因为贤者“位尊”。正因为如此，君主只有拥有绝对的权势，才能治理好天下。
韩非比较了前期“法”、“术”、“势”三派的得失，认为必须综合采用三派的长处，才能完成一统天下的帝王之业。
墨家
墨子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兼相爱，交相利”，其他各种管理主张都围绕这一核心展开并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
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认为要想达到“兼相爱”，必须上自国君，下至众民，都不能只知“自爱”，而要“相爱”，即人们之间要和睦相处。孙中山先生效法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力主“自由、平等、博爱”，并说我国古代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称赞墨子的“兼爱”是一种平等意义的爱，是包括人民大众在内的广泛的“爱”。
“兼相爱”是墨子的基本管理准则和社会道德规范，“交相利”则是“兼相爱”这一观念的具体反映。
墨子把义、利二者看作同一事物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凡符合“兼相爱、交相利”的行为，谓之义，否则就是不义。
尚贤使能 墨子选贤才的方法：其一，“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在实践中选拔，不单要对被选拔者察“其言”，还要观“其行”；要考查“其德义”，还要考核“其思虑”。这样才能全面衡量出一个人是否真是贤者。贤者之德，可以“昭于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二，“良剑期乎利，不期乎莫邪”，对人才不能过于苛求。其三，“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要能上能下，不搞终身制。
墨子提出了用贤要置“三本”：“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也就是说，一要给贤者高的爵位，否则，人民就不尊敬他；二要给贤者丰厚的俸禄，否则，人民就不信任他；三要给他决断政务的权力，否则，人民就不惧怕他。这就是用贤的三个基本原则。因此，对于真正贤能之人，必须“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这几方面优厚的待遇和权力，不是领导者恩赐给贤者的好处，而是“欲其事之成也”。可见，使贤者有职、有权、有钱，是保证事业获得成功、是尚贤使能的一项重要管理机制。
兵家
孙子是中国最杰出的兵学大师，他的思想对现在的商战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孙子的战争原理，可概括为四项，即：“慎战”、“先知”、“先胜”、“主动”。
知彼知己与慎战、先知原理 孙子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要详加体察。不是对国家有利，就不用兵；不是非常危险，就不作战。
善于用兵者，要从治道、天时、地利、将领、法制这五个方面来比较、计算各项细节，以求得其事实，即先知。
不战而屈人之兵与先胜、主动原理 “先胜”原理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战争会造成伤亡和损失，无论胜利的一方或战败的一方，都不会有任何好处。因此，“兵贵速不贵久。”
孙子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最下攻城。”要想不伤丝毫，惟有使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此即“伐谋”与“伐交”。这些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先胜手段。另外，先胜态势取决于周全的准备。
在战争进行中和战争的军事行动之前，谁能争取主动，谁就有操胜券的可能，这就是“主动”原理。
《管子》
《管子》是一部世界上时间较早，内容非常丰富，熔各家管理思想于一炉的古代国家管理学巨著。它是一部以国家宏观管理为主要特色的管理理论著作。在它的《心术上》篇里非常明确地指出，国家管理与人体的结构存在着惊人相似的运作方式。心术论的核心是这样的三句话：以天地为心，以法治国，以德治人。
这种思想模式是通过“上察于天，下察于地”形成人君的治国之心（治国的主导思想）。
心术论整合了道、儒、墨、法诸家管理思想的精华，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做出了重大贡献。它提出了管理者以天地为楷模，树立无私无欲才能客观公正地实现管理目标的根本原则；推出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相辅相成的原理；吸收老子无为思想，将其适用范围限定在“人君”的层次上，即“人君”应坚持“无为”，而群臣还是应该各司其职、应该有为，完善了无为思想，使“为无为而无不治”有了可操作性。
另外心术论还衍生了宽猛相济、刚柔并举等有效的管理原则。
刘邦
刘邦之所以得天下，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用人之道。他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杰，皆人杰也，能用之，皆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曾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他在用人方面的做法是破格录用，譬如任用韩信，公示天下树威信；给予良好的待遇，出将入相；赏罚分明。
曹操
曹操是三国时魏国的真正创业者,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手段，控制东汉王朝,为其子曹丕代汉建魏，最终平蜀灭吴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在管理方面值得借鉴的有如下几方面：
唯才是举的择人策略：曹操对于人才没有阅历和门第的偏见。他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是一种积极、务实的理论。
选将量敌的用人方案：在掌握将领心理品质的基础上，根据敌人不同的特点，选派不同的将领制敌。
褒亡厚往的激励手段：曹操说：“势有不得已也。陷之甚过，则从计也。必殊死战，在亡地无败者。”就是说士兵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拼死战斗，如果陷于危险的绝境，就会听从指挥。曹操认为“褒亡厚往”是激励部属士气的重要手段。他说：“褒亡为存，厚往劝来也。”就是说奖励死者是为了鼓励活人，厚赏前人是为了激励后人。
赏罚分明的管理原则：曹操以严格的赏罚制度来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他说：“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意思是说，赏有功的而不惩办有罪的，这是不符合国家大法的。打了败仗要按法律治罪，造成损失的要免去官职和封爵。
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历史上的明君，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他的管理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安人宁国：清楚地认识到“国以民为本”。他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了做到“安人宁国”，必须删削繁苛，“安诸黎庶”，使其“各有生业”，于是他实行了“省徭赋”，“务积于人”的政策。他还说：“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另外，他还采取了一些厉行节俭、限制奢侈以及“恤民”的措施，深得民心。
惟才是举：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并且能够“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他任人的原则：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为了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科举制度。
兼听纳谏：赞同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意见，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
治国以法：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行，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力求宽简的原则。另外他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
发展经济：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采取了“以农为本”、“不夺农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对当时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与治国的根本准则。他发动新政，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主要内容是：
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制度；
抑侥幸：限制侥幸为官和升官的途径；
精贡举：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变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
择长官：建议派贤人赴各地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贤能、罢免庸才以防止冗滥；
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差异很大。范仲淹认为应按等级适当调整发放才能使官员尽职办事；
厚农桑：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
修武备：整治军备；
推恩信：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
重命令：法度是要示信于民。要慎立法，颁布后不要随便更改；
减徭役：将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放回农村。
铁木真
铁木真被封为可汗之初，要面对的是一群早已习惯了分裂和内战的牧民，将这样的民族统一在一个旗帜下向着共同的方向战斗实属不易，然而他不仅做到了，还统一了中原、扩充了疆域，完成了千古帝王的霸业，这得益于他高超的管理才能。主要表现在：
用人机制：能够识别人才，且任而能信，对于人才不论亲疏、地位和民族；
激励机制：战后必赏，且赏罚分明；
战术多变：实战中极具才华，善于迂回战术和长途奔袭，将蒙古军队灵活和耐久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还经常采取诸如佯败和诱骗的战术将敌人骗出堡垒，使战斗从蒙古人不习惯的围城战变为他们擅长的野战。
创新技术：善于学习、引进新技术，如对中原火器的吸收。
曾国藩
曾国藩对中国几千年传统谋略的精华做到学以致用，并历练成篇，著作颇丰。如果对他的管理思想进行高度的概括就是：“志、修、和、交、柔、挺、变、慎”。
志：从自身成就大事的角度，对立志有独特的阐述，即立志应是一生的事，不应少年热血，中年凋零，晚景凄惨。也就是要有矢志不渝的精神，因为志向会影响人一生的成就。
修：即修身养学。曾国藩说：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
和：即人和，要“利己利人、达己达人”。曾国藩认为建立基业的必要条件是规模宏大，规模要宏大就需要放权，让别人自主发展。但在局面小时，要坚决维护手下队伍的团结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瓦解自己。
交：一个人立足于社会不仅要懂得“未发迹时善交人”，还必须“善交人于未发迹之时”。相交以诚，大度宽容。曾国藩说，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
柔：管理要刚柔相济、虚实并用。
挺：做人要刚毅、坚忍，要在逆境中坚守。
变：要时常改变缺点并在大是大非面前善权变之术。
慎：稳中求胜比险中求胜更有长远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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